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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行,说他是胡闹也管,反正在那个时代中,“南山”被认为有着特殊的含义,可以用来指代“至高者”。

    (顺便说一下,也正是这个原因,有人解陶诗“悠然见南山”句实非隐逸,而是“身在江湖、心怀帝阙”的忠贞表现……)

    好,现在我们再回过头看看那首诗,就实在太过刺眼了。

    南山、芜秽、不治!

    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以“南山”指皇帝,以“芜秽”代佞臣的平台,那么,这首诗,简直就是在指着帝京骂街啊!你个皇帝当的是个毛啊,在朝为官的都是什么东西啊!

    以此两句,治一个“大逆不道”,就走遍天下,也决然是个铁狱!

    (至此,我们也大致能够领会前人何以说辛诗有取罪之道,以《骚》解之,则怨刺之情,溢于言表,“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句之怫赵构,实非无因。)

    ……这件事,一向被认为是我国“诗祸”的起源。两千年文祸纠结,自兹而始。同时,它本身又确立了文祸事件中的一个大类,凿《诗》取典,以比定罪!在此后的两千年中,从谢灵运“池塘生春水”,到苏轼的“纷纷不足愠”,不知多少诗家文士,栽倒于斯。

    ***************

    谢灵运,李白最欣赏的诗人之一,白诗中多次出现的“谢公”、“谢客”、“康乐”都是他。他是陈郡谢家后人,由晋入宋,数为外郡太守,复以事流广州,而竟以反罪见杀。

    在永嘉太守的任上,他作有《登池上楼》一诗。

    “潜虬媚幽姿,飞鸿响远音。薄霄愧云浮,栖川怍渊沈。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徇禄反穷海,卧痾对空林。衾枕昧节候,褰开暂窥临。倾耳聆波澜,举目眺岖嵚。初景革绪风,新阳改故阴。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祁祁伤豳歌,萋萋感楚吟。索居易永久,离群难处心,持操岂独占,无闷征在今”

    这是谢灵运的代表作之一,其中“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更为人称颂,宋吴可甚至赞之为“春草池塘一句子,惊天动地至今传”,“名句”二字,当之无愧。

    ……但是,这两句诗却也成了他的死因之一。唐人尝以为“‘池塘’、‘园柳’二语托讽深重,为广州之祸张本”。

    为什么呢?

    解读是这样的:“‘池塘’者,泉川潴溉之地;今曰‘生春草’,是王泽竭也。《豳风》所纪,一虫鸣则一侯变;今曰‘变鸣禽’者,侯将变也。”

    (顺便说一下,如果去百度上面那段话,很多地方都会把这个解读解释为王安石所作,包括一些研究谢灵运的书籍甚至也这样记载,但实在说,那是读书不细的缘故。最早的一处记载其实是说,某人向王安石请教,为什么说谢灵运因诗取祸呢?于是王安石就告诉他说,前人已经有很细致的分析了,然后复述了上面那段话,于是“人服其能”,就是非常佩服王安石的博闻强记。之后辗转抄录,因为原作者实在没什么地位没什么名气,最后居然传成了荆公穿凿如此,也实在让人无语的很。)

    《豳风》,指得就是《国风*豳风》,一虫鸣则一侯变,出自对其中《七月》诗的注解。宋主以臣子而代君上,以寒族而主帝位,对什么“王泽竭”、“鸣侯变”之类的东西不要太敏感,再加上谢灵运自己又是个好高骛远的大嘴巴,又焉得不死?

    (康乐虽亡,诗名却已播于天下,更开谢门诗路,自兹才人代出。后人论及王谢世家,每言“王书谢诗”,则谢家之能与王家相持齐名,非赖谢安之于王导,亦赖谢客之于右军多矣!)

    严格说起来,谢灵运其实或者冤枉,他是个纵情姿肆的人,毁誉皆当人前,而且自视极高,就和李白似的……你说他在喝酒时抛白眼说风凉话我都信,你说他专门费心写首藏典诗来骂人……他听到怕是要嗤之以鼻的,写诗骂谁?老刘家?他们也配?!

    (当然,这种脾气让人知道后,倒是更要杀他的啊……)

    (顺便,在历史上,谢灵运之所以自临川徙穗,也和诗祸有关。他有一首诗写“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被仇人访知,上告朝廷,指其“胸怀异志”,以是发案)

    (顺便的顺便,为这首诗倒霉的人还远不止一个谢灵运……)

    (东魏静)帝不堪忧辱,咏谢灵运诗曰:“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动君子。”常侍、侍讲颍川荀济知帝意,乃与祠部郎中元瑾、长秋卿刘思逸、华山王大器、淮南王宣洪、济北王徽等谋诛澄。大器,鸷之子也。帝谬为敕问济曰:“欲以何日开讲?”乃诈于宫中作土山,开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门,门者觉地下响,以告澄。澄勒兵入宫,见帝,不拜而坐,曰:“陛下何意反?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负陛下邪!此必左右妃嫔辈所为。”欲杀胡夫人及李嫔。帝正色曰:“自古唯闻臣反君,不闻君反臣。王自欲反,何乃责我!我杀王则社稷安,不杀则灭亡无日,我身且不暇惜,况于妃嫔!必欲弑逆,缓速在王!”澄乃下床叩头,大啼谢罪。于是酣饮,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帝于含章堂。壬辰,烹济等于市。

    谢公早亡,若知北朝有知音如此,又当,何感?

    ***************

    谢康乐可能是冤枉,但苏胡子,他倒真是不折不扣的活该。

    元丰二年,九月廿三,大宋御史台“乌台专案组”的官员们正在紧张的工作着,细读一篇又一篇正在被不断发现、收缴来的文稿,室内摆满了书架和典籍,每名官员手边还都有很高一堆,每翻一页文稿,他们就会停下来,蹙眉苦思,或者迅速的打开一本书检阅,若有所发现,就会在一边高兴的低声呼叫着,一边很快的作出摘录。虽然已经入秋了,但高强度的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仍然使他们的额头都为细密汗珠覆盖,时不时,还会出现这样的低声对话:

    “这大胡子,用个平易些的典故会死么!”

    “你能遇到僻典就该偷笑了……上次那首诗,我们是连佛典道藏都查过了一遍也没找到出处,只好拉下脸去问他,结果你猜胡子怎么说的?”

    “他怎么说?”

    “是他自己编的!”

    “%^*#$%!”

    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有人惊喜的高叫起来:“哈哈,我找到啦,找到啦,大胡子用的是诗经的典故,这家伙,他把当朝相爷们全都骂进去啦!”

    ……

    很快,面对审讯者的逼问,苏轼悻悻的承认,他们,又找到了一把小飞刀。

    次韵黄鲁直见赠古风二首

    “佳谷卧风雨,莫秀登我常。陈前漫方丈,玉食惨无光。大哉天宇间,美恶更臭香。君看五六月,飞蚊殷回廊。兹时不少假,俯仰霜叶黄。期君蟠桃枝,千岁终一尝。顾我如苦李,全生依路傍。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这首诗的问题出在那里呢?最后两句:“纷纷不足愠,悄悄徒自伤”。

    《邶风*柏舟》:忧心悄悄,愠于群小。觏闵既多,受侮不少!

    苏轼化用《诗经》,藏“群小”于文内,骂众臣于无形,算得犀利,只可惜,宋朝是一个文化空前发达的社会,就算在“奸佞”阵中,也不乏一流的大文人大学士,这把飞刀虽然隐蔽,却到底还是被找了出来。

    ***************

    以《诗》获罪者中,案主名气较大的,除谢苏外,还有薛道衡之“鱼藻”案,张商英之“嘉禾”案,吴元美之“鸣条”案等,但三人事情分别记于《文祸—若个才人真绝代》、《文祸--党争:王与马》和《文祸--临安十八年》中,此处且不展开。

    ……不过,张缙彦之“将明”案,倒是一定要说说的,盖斯事非止可怜可笑,更足见两代文治之别。

    说起来,能以《诗经》治罪,其实也非易事,能拈出个中机巧的,也必是饱读诗书,更能融会贯通的学人,唯至入清,却变了样子。

    清顺治十七年,“甄三品员”,时任浙江左布政使的张缙彦被都察院左都御史魏裔介所劾,罪为“缙彦序正宗诗曰‘将明之才’,其诡谲尤不可解。”就是说:主子哪,姓张的给刘正宗诗集写序,夸他是“将明之才”哩!这个心意,太阴险太狠毒了哇!奴才实在看不下去了啊啊啊啊!啥,主子您说汉官可自称“臣”?别介啊主子,我虽然不幸长了一张汉皮,但里面裹的,可实实在在是颗满心啊!您看这膝盖里面,他连骨头都没长啊!

    这个事情的前后背景要详细展开,那要从顺治年间汉官的南北党争讲起,此处不赘,只解说这四个字。

    “将明之才”里,“将”和“明”是两个独立的动词,一指执行,就是执行力。一指辩明,就是判断力。两字连用是个专有典故,专指“辅佐皇帝的英才”,如汉诏中,就有“有司无将明之才“的责备。它的出处呢,在《大雅*丞民》,张缙彦此语,无非是小拍一下刘正宗的马屁,用典古雅,可说水平不低。

    ……但,可惜,典虽不错,时代却错了!

    清帝及诸议政王大臣虽然无学,却偏生认得一个“明”字,却偏生最忌这个“明”字!

    “将明”两字虽不解,却能自作主张,“将明”者,“扶明”也!

    饶是张缙彦为自己百般辩解,议政王大臣会议还是定谳曰:“诡谲言词,作为诗序,煽惑人心,情罪重大!”以为当死,顺治“宽之”,抄没家产,流宁古塔。

    按张缙彦原非正人,他于明任兵部尚书,明灭则归顺,顺败而从清,仕三朝而不知耻,虽横死而不足怜,所堪叹者,前人蒙《诗》祸,是以文藏典,以典获罪,清人蒙《诗》祸,却是以典作文,以文见杀!

    ……此何世也!

    孔璋破题于西元二零零九年二月十一日

    草成于西元二零一零年六月九日

    (补充说明,关于杨恽之死,其实还有其它说法,如宋洪迈即认为:“予熟味其词,独有‘君父至尊亲,送其终也,有时而既。’盖宣帝恶其‘君丧送终’之喻耳。”,认为他乱说“君丧送终”之类的话,触了宣帝霉头。不过,这只是影响较小的一家之言,且为后出,故不取信,且录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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