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百六十三章 江南商业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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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城的被拿下已经有二十天的时间，城内的一切也都归于平静，百姓们依旧过着和原先一般无二的日子。这二十天时间，马尾军陆军部队也陆续拿下了江宁府、苏州府以及松江府的各个县镇。曾养性所率领的陆军部队也和马尾海军这边一样，根本就没费什么功夫就拿下了苏州城，实际上，曾养性只是用了一天就拿下了苏州府。
苏州知府在看到马尾军大军开来的时候原本倒是也想坚守城池的，但是马尾军将喇布的脑袋竖起来送进城的时候，苏州城内的官员也就主动投降了。这仗还怎么打啊，大军九成九都被喇布带走，也都在喇布的指挥之下，现在连喇叭的人都都摆在面前了，就凭他们城内仅仅三千不到的兵马如何抵挡马尾军几万大军？
苏州府一下，其他的县城也就更简单了，苏州知府派人亲自跟随马尾军去各城劝降，每一个都是很顺利的献城投降。也就是大军进军到镇江府的时候再次受到了清军的抵挡，但是长江以南，参与的清军已经寥寥无几，完全不是马尾军的对手，都是轻易而下。从马尾军进入金陵城开始算起，马尾军也就是用了六天时间，便拿下了长江以南的所有江南省地盘。
后面这些天，马尾军并没有停留下来，而是继续北上，马尾军战舰倒是大部分还是停泊在长江之上但是却派遣了三十艘五级战舰沿着大运河北上。一路拿下了清廷上千艘漕运船只。估计就只这一条。清廷就该急眼了。没有了漕运与运往京城的粮食，清廷距离崩溃也就不再遥远。
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背景）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
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开通了济州河，从任城（济宁）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一百五十余里；至元二十六年又开通了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两百五十多里；随后有陆续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直至十二年后元代大运河才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自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长一百六十多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几近四百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长八百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一千里；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长两百里；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三百六十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六百六十里。
明朝到现在的清廷一直都维持元运河的基础，前明时期还重新疏浚了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也极大的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两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十二万人次，连同商船共三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北边的天津都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何况是起始位置的镇江、扬州一段？这地方更是繁华无比，尤其是扬州，虽然经过了清廷攻打江南时的一番屠杀，但是扬州城也早已恢复了元气，繁华程度比之金陵城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廷也早已经得知了江南陷落的消息，清军的军队也在紧急调拨之中。原本最靠近的江北各府兵马根本不敢乱动，远一些的荆州一带的大军又不能分兵太多，而且路途又那么遥远，十天半个月大军根本无法抵达。但是在得知马尾军只是用了两天就拿下了金陵城，后续只五天时间就拿下了全部江北各府县之后，清军倒是不敢再轻易的快速进兵了，因此，得到消息有十几天了，清军增援的大队兵马还在千里之外。
经过这些天的梳理，马尾军已经将江南各府县稳定下来。耿精忠这次对这部地区也是下了狠手，这里乃是天下最繁华最富庶的区域，因此贪官污吏多不胜数，各种豪门世家把持地方，土地兼并也是最为严重。传承悠久的世家基本上名声都不错，虽然几十年前主动投靠了清廷，但是也是明哲保身。但是新起的有十来个大世家，原先只能算是小世家或者就只是个普通地主的，在当年清军攻打江南的时候充当了极其不好的角色，后来迅速发展成为不逊色于几百年世家的大家族。这些家族，能够如此之快的发展，那也是侵占了不知道多少人家的财产，掠夺了不知道多少的资源，对于这些家族，耿精忠可是没有仁慈，一律抄家斩首。
暂时稳定长江以南包括江北的扬州这几个州府并没有花费马尾军多大的力气，但这局面虽然稳定了。但是这里的经济明显的变得萧条起来。很多百姓都不敢随意出门。街面上人流骤减，各个商铺的生意也不好做了。马尾军肃清了这几个区域的参与清廷势力，同时又清理了一下江匪、土匪以及城内恶霸之类的恶人，耿精忠也就考虑起恢复经济的事情来。
对于这事情耿精忠也早有应对方案，江南地区想要快速的恢复，还得依靠那些大世家大商贾们，少了他们整个江南都会陷入彻底的混乱，不说别的。就是很多的丝织厂也雇佣了很多的工人，加上这江南地区家家户户纺纱织布，若是他们不合作，不开工或者是不收购了，老百姓就得最先乱起来。耿精忠也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麻烦，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此就准备将这些大世家大商贾吸引过来，也绑到自己的船上。
六月十一，正是三伏天，耿精忠邀请各大世家家族以及大商家代表在金陵城宫城内的奉天殿议事。那些大世家就不用说了。基本上每一家产业都不小，“金、钱、绸、纸”几大行业。衣食住行生意全都有，还有几家在福州都有产业，就是当年耿精忠开设开发区大规模对外贸易吸引过去了，江南这一片总共就有六家。
而那些商家代表，大部分则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镇江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还都是盐商，占了将近一半。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排名第二的就是做的布匹生意了，第三则是粮食生意。
这一次大会可以称得上是江南第一次大型联合商会了，时间地点都是耿精忠亲自决定。会议的时间，耿精忠就初步定为三天。耿精忠已经承诺，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都会在金陵城，随时和世家、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的发展。马尾军掌控下的区域，一向是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的。来自后世的耿精忠，一直都很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最终那农业税完全可以取消。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福建和广东，几个地区商业贸易发展现在都是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发展。各行各业，虽然都有人去做。但却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早在几年前，耿精忠对福建商业贸易就做出了一些健康的规定，目的就是防止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而这次江南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一是安抚这些大世家大商贾同时抛出橄榄枝，二就是推行马尾军一直执行的《商业法》、《新税法》了。
对于江南地区，最赚钱的买卖当然是盐，即便是江南地区富庶，百姓们也是不怎么吃得起盐的，对于这个事情，耿精忠倒是准备彻底的改一改，毕竟在福建广东那边的盐价已经降低下来了，百姓们也不用再花大量的钱去购买比粮食还贵的食盐，而且还是质量很差的食盐。
以前福建那边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每斤私盐的价格早已下降到了十文钱。下面的有专门的食盐铺子卖盐，耿精忠自己的产业在卖，其他的商人也从盐场购盐贩卖，但只能在福建卖，但不管每个分销商拿到食盐的价格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十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福建广东的马尾军相关部门，必定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耕更低的价格，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就是随你了，怎么样都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在福建那边私盐根本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十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而从福建几处盐场购买食盐的全都要报备，耿精忠也不担心他们敢江食盐卖到其他省去，若是真有人敢走私，那么马尾军的打击力度可是很大的。在福建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往外又有关卡检查出不去，因此根本不需要马尾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马尾军正在一步一步扩大盐场，然后继续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福建的几处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八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可能会达到五文钱的标准价格。
奉天大殿中，诸位商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都感觉极其的不真实，不过也有几个消息灵通的。知道福建那边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心里还是感觉怪怪的。
“什么？”
“最便宜达到五文钱一斤？”
“这个耿精忠，是不是疯了！大把的钱不赚！”
......................................................................
当耿精忠提出要在江南地区也降低盐价的时候，下面的议论声更大了，尤其是一个个盐商，更是愤怒的看着耿精忠，就好像耿精忠刨了他们家祖坟一样。耿精忠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大部分的商家听到耿精忠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话，第一反应都是耿精忠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前明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就是现在的清廷也是一样。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耿精忠不仅极大的降低盐价，竟然还放弃了盐税！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耿精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耿精忠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即便是后世也是一样。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耿精忠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耿精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耿精忠明确无误的说道。“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沉默片刻以后，耿精忠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耿精忠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清廷都快灭亡了，嘉庆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耿精忠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八零六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耿精忠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三十文降为二十八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九十二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一百余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四千余万两。米两万余石。谷三十三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耿精忠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在他的治下，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他告诉众人在福建地区，商人们早已不似他们这些盐商一样，只是依靠特权来赚钱。福建的商人，现在有很多都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本事，通过自己的眼光，通过勤劳致富，诚实经营来发家。
“凡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国家都会实行专营，不会转到任何人的手上。专营的价格，肯定不会高，在扣除了各项的费用以后，利润应该是很稀薄的。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在食盐的经营权上，我会开什么口子。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也不要指望日后开什么口子。哪怕是我死了，我也会留下严令，不允许食盐涨价，更不会允许食盐转手给私人经营的。大家想要赚钱，还是想别的法子吧。”(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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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城的被拿下已经有二十天的时间，城内的一切也都归于平静，百姓们依旧过着和原先一般无二的日子。这二十天时间，马尾军陆军部队也陆续拿下了江宁府、苏州府以及松江府的各个县镇。曾养性所率领的陆军部队也和马尾海军这边一样，根本就没费什么功夫就拿下了苏州城，实际上，曾养性只是用了一天就拿下了苏州府。
苏州知府在看到马尾军大军开来的时候原本倒是也想坚守城池的，但是马尾军将喇布的脑袋竖起来送进城的时候，苏州城内的官员也就主动投降了。这仗还怎么打啊，大军九成九都被喇布带走，也都在喇布的指挥之下，现在连喇叭的人都都摆在面前了，就凭他们城内仅仅三千不到的兵马如何抵挡马尾军几万大军？
苏州府一下，其他的县城也就更简单了，苏州知府派人亲自跟随马尾军去各城劝降，每一个都是很顺利的献城投降。也就是大军进军到镇江府的时候再次受到了清军的抵挡，但是长江以南，参与的清军已经寥寥无几，完全不是马尾军的对手，都是轻易而下。从马尾军进入金陵城开始算起，马尾军也就是用了六天时间，便拿下了长江以南的所有江南省地盘。
后面这些天，马尾军并没有停留下来，而是继续北上，马尾军战舰倒是大部分还是停泊在长江之上但是却派遣了三十艘五级战舰沿着大运河北上。一路拿下了清廷上千艘漕运船只。估计就只这一条。清廷就该急眼了。没有了漕运与运往京城的粮食，清廷距离崩溃也就不再遥远。
在十三世纪末元朝定都北京后，为了使南北相连，不再绕道洛阳，必须开凿运河把粮食从南方运到北方。为此先后开凿了三段河道，把原来以洛阳为中心的隋代横向运河，修筑成以大都（背景）为中心，南下直达杭州的纵向大运河。元朝花了十年时间，先后开挖了“洛州河”和“会通河”，把天津至江苏清江之间的天然河道和湖泊连接起来，清江以南接邗沟和江南运河，直达杭州。而北京与天津之间，原有运河已废，又新修“通惠河”。这样，新的京杭大运河比绕道洛阳的隋唐大运河缩短了九百多公里。
元代开凿的重点段一是山东境内泗水至卫河段，一是大都至通州段。至元（元世祖忽必烈年号）十八年（公元一二八一年）开通了济州河，从任城（济宁）至须城（东平县）安山。长一百五十余里；至元二十六年又开通了会通河，从安山西南开渠。由寿张西北至临清，长两百五十多里；随后有陆续开通惠河，引京西昌平诸水入大都城，东出至通州入白河。直至十二年后元代大运河才全线通航，漕船可由杭州直达大都，成为今京杭运河的前身。
京杭大运河按地理位置分为七段：北京到通州区称通惠河，自昌平县白浮村神山泉经瓮山泊（今昆明湖）至积水潭、中南海，自文明门（今崇文门）外向东，在今天的朝阳区杨闸村向东南折，至通州高丽庄（今张家湾村）入潞河（今北运河故道），长一百六十多里；通州区到天津称北运河，长几近四百里；天津到临清称南运河，长八百里；临清到台儿庄称鲁运河，长约一千里；台儿庄到淮安称中运河，长两百里；淮安到瓜洲称里运河，长约三百六十里；镇江到杭州称江南运河，长约六百六十里。
明朝到现在的清廷一直都维持元运河的基础，前明时期还重新疏浚了元末已淤废的山东境内河段。京杭大运河作为南北的交通大动脉，历史上曾起过巨大作用，运河的通航，也极大的促进了沿岸城市的迅速发展。
据记载，漕运发达时期，从天津到通州的北运河上每年要承载两万艘运粮的漕船，官兵十二万人次，连同商船共三万艘。水道的开通使小小的直沽寨很快发展成了远近闻名的“天津卫”。北边的天津都达到了这样的规模，何况是起始位置的镇江、扬州一段？这地方更是繁华无比，尤其是扬州，虽然经过了清廷攻打江南时的一番屠杀，但是扬州城也早已恢复了元气，繁华程度比之金陵城有过之而无不及。
清廷也早已经得知了江南陷落的消息，清军的军队也在紧急调拨之中。原本最靠近的江北各府兵马根本不敢乱动，远一些的荆州一带的大军又不能分兵太多，而且路途又那么遥远，十天半个月大军根本无法抵达。但是在得知马尾军只是用了两天就拿下了金陵城，后续只五天时间就拿下了全部江北各府县之后，清军倒是不敢再轻易的快速进兵了，因此，得到消息有十几天了，清军增援的大队兵马还在千里之外。
经过这些天的梳理，马尾军已经将江南各府县稳定下来。耿精忠这次对这部地区也是下了狠手，这里乃是天下最繁华最富庶的区域，因此贪官污吏多不胜数，各种豪门世家把持地方，土地兼并也是最为严重。传承悠久的世家基本上名声都不错，虽然几十年前主动投靠了清廷，但是也是明哲保身。但是新起的有十来个大世家，原先只能算是小世家或者就只是个普通地主的，在当年清军攻打江南的时候充当了极其不好的角色，后来迅速发展成为不逊色于几百年世家的大家族。这些家族，能够如此之快的发展，那也是侵占了不知道多少人家的财产，掠夺了不知道多少的资源，对于这些家族，耿精忠可是没有仁慈，一律抄家斩首。
暂时稳定长江以南包括江北的扬州这几个州府并没有花费马尾军多大的力气，但这局面虽然稳定了。但是这里的经济明显的变得萧条起来。很多百姓都不敢随意出门。街面上人流骤减，各个商铺的生意也不好做了。马尾军肃清了这几个区域的参与清廷势力，同时又清理了一下江匪、土匪以及城内恶霸之类的恶人，耿精忠也就考虑起恢复经济的事情来。
对于这事情耿精忠也早有应对方案，江南地区想要快速的恢复，还得依靠那些大世家大商贾们，少了他们整个江南都会陷入彻底的混乱，不说别的。就是很多的丝织厂也雇佣了很多的工人，加上这江南地区家家户户纺纱织布，若是他们不合作，不开工或者是不收购了，老百姓就得最先乱起来。耿精忠也想一劳永逸的解决这个麻烦，但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因此就准备将这些大世家大商贾吸引过来，也绑到自己的船上。
六月十一，正是三伏天，耿精忠邀请各大世家家族以及大商家代表在金陵城宫城内的奉天殿议事。那些大世家就不用说了。基本上每一家产业都不小，“金、钱、绸、纸”几大行业。衣食住行生意全都有，还有几家在福州都有产业，就是当年耿精忠开设开发区大规模对外贸易吸引过去了，江南这一片总共就有六家。
而那些商家代表，大部分则都是来自江南地区的地头蛇，除了扬州那些盐商之外，其他都是来自松江府、苏州府、镇江府等地的富商。其中，数量最多的还都是盐商，占了将近一半。其他的商人即使不是盐商，也多多少少和私盐售卖有一点点的关系。排名第二的就是做的布匹生意了，第三则是粮食生意。
这一次大会可以称得上是江南第一次大型联合商会了，时间地点都是耿精忠亲自决定。会议的时间，耿精忠就初步定为三天。耿精忠已经承诺，在这三天的时间里，他都会在金陵城，随时和世家、商家们商量有关的事项。无论他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大大方方的提出来。言者无罪。
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涉及江南商业的发展。马尾军掌控下的区域，一向是大力提倡商业贸易的发展的。来自后世的耿精忠，一直都很明白商业税的重要所在。相对于农业税来说，工业税和商业税才是真正的大头，最终那农业税完全可以取消。当然，现在还不是时候。
在福建和广东，几个地区商业贸易发展现在都是有序的，而不是无序的发展。各行各业，虽然都有人去做。但却不是一窝蜂的，看到什么赚钱，就全部都涌到这个行业里面去。早在几年前，耿精忠对福建商业贸易就做出了一些健康的规定，目的就是防止各种不良现象的发生。而这次江南商业联合会召开的主要目的，一是安抚这些大世家大商贾同时抛出橄榄枝，二就是推行马尾军一直执行的《商业法》、《新税法》了。
对于江南地区，最赚钱的买卖当然是盐，即便是江南地区富庶，百姓们也是不怎么吃得起盐的，对于这个事情，耿精忠倒是准备彻底的改一改，毕竟在福建广东那边的盐价已经降低下来了，百姓们也不用再花大量的钱去购买比粮食还贵的食盐，而且还是质量很差的食盐。
以前福建那边的每斤盐需要几十文钱，现在，每斤私盐的价格早已下降到了十文钱。下面的有专门的食盐铺子卖盐，耿精忠自己的产业在卖，其他的商人也从盐场购盐贩卖，但只能在福建卖，但不管每个分销商拿到食盐的价格是多少钱，反正，到了店铺里面，你最多只能卖十文钱。要是超过这个价格，福建广东的马尾军相关部门，必定就会对你进行处罚。当然，你要卖耕更低的价格，甚至是不收钱，白送，那就是随你了，怎么样都可以的。
显然，这样一来，在福建那边私盐根本就没有了生存的空间。每斤食盐只卖十文钱，傻瓜才会走私呢。而从福建几处盐场购买食盐的全都要报备，耿精忠也不担心他们敢江食盐卖到其他省去，若是真有人敢走私，那么马尾军的打击力度可是很大的。在福建走私私盐没有了巨额的利润，往外又有关卡检查出不去，因此根本不需要马尾军的打击。这个行当。自然而然的就消失了。
现在。马尾军正在一步一步扩大盐场，然后继续降低食盐的价格。目前在产盐量巨大的福建的几处盐场周围，每斤食盐的价格，已经降低到了八文钱左右。随着政策的继续推行，最终可能会达到五文钱的标准价格。
奉天大殿中，诸位商家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几乎以为自己在做梦。都感觉极其的不真实，不过也有几个消息灵通的。知道福建那边的确是这么个情况，心里还是感觉怪怪的。
“什么？”
“最便宜达到五文钱一斤？”
“这个耿精忠，是不是疯了！大把的钱不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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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耿精忠提出要在江南地区也降低盐价的时候，下面的议论声更大了，尤其是一个个盐商，更是愤怒的看着耿精忠，就好像耿精忠刨了他们家祖坟一样。耿精忠的这个做法，出乎太多人的意料之外了。大部分的商家听到耿精忠决定将食盐价格下调的话，第一反应都是耿精忠的脑子，可能是坏掉了。
历朝历代。食盐都是国家赚取巨额利润的主要来源，都是国家财政收入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唐朝的时候。一斤食盐的价格，甚至达到每斤三百多文。前明的财政，有相当部分是来自盐税，就是现在的清廷也是一样。财政时期，江淮盐税，占了全国财政收入的七成以上。要是没有了盐税，后果简直是不可想象的。
现在，耿精忠不仅极大的降低盐价，竟然还放弃了盐税！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耿精忠为什么要这么做。当然，耿精忠是有充分的理由的。高价的食盐，其实就是变相的海洛因，会让统治者上瘾的。统治者越是依赖食盐，就越是忽视了其他行业的发展。这种畸形的发展方式，最终会让统治者迅速的从高台上掉下来。
不错，食盐是应该让国家专营的，即便是后世也是一样。作为最基本的民生用品，国家必须牢牢的控制食盐的价格。但是，这个价格绝对不能高。对于食盐的经营权，耿精忠在后世的时候，是听一些大学教授说起过的。其中，有一个例子，耿精忠的印象，非常的深刻。
“大家不用打食盐的主意了。”耿精忠明确无误的说道。“我准备给大家说一个小小的案例。”沉默片刻以后，耿精忠目光横扫全场，娓娓的说道。
耿精忠要说的案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但是，现在清廷都快灭亡了，嘉庆肯定是不会再有了。不过，这并不妨碍耿精忠讲故事。将清朝的背景，替换一下，照样是一个很有哲理的故事。
清朝嘉庆十一年（也就是公元一八零六年）年初，发生了一件牵涉到两淮沿岸四省的“浮价病民案”。这一案件的起因是江苏无锡、金匮两县的汪丙太盐店将盐价每斤降低了二文钱引起的。后世的一些经济学家，还有历史学家，还风趣的将其称之为“二文钱引发的血案”。正是因为有这个怪怪的名字，这个案例，才会引起耿精忠的注意。须知道，那时候，“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是非常有名的。
简单的描述一下这个案例吧。事发那一年，江苏省私盐泛滥，使得官盐滞销。专营无锡、金匮两县的徽州盐商汪丙太旗号盐店，库存的压力很大，就想到一个法子，准备将官盐由每斤三十文降为二十八文出售，缩短和私盐的价格差距。
汪丙太盐店原想暂时减价，居民见官盐和私盐价值相差不是很悬殊，就不必冒风险去购买私盐。私盐滞销，私盐贩子们就会裹足不前。没有利润，就没有了盐枭。当盐枭都改行去做其他行当，私盐消失了，官盐自然就畅销了。到那个时候，官盐再恢复原价销售。由于是暂时的权宜之计，估计官府不会禁止，所以汪丙太只是请锡、金二县的知县出告示，并没有禀报盐运使。但没想到，他这边降价的告示高高贴出来。两淮盐运使张映玑就紧急贴出了告示。阻止这两县的减价行动。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老百姓只能是空欢喜一场。当然，降价两文钱，其实也说不上是什么欢喜。
可是，这么一松一紧，一个要降价，一个不给降价，毕竟是很不爽的事情。把老百姓当猴子耍呢！结果，这个事情，引起锡、金两县老百姓的不愿意，于是由一个捐纳了九品衔的张江梅作为原告，以“盐商汪丙太等浮价病民、盐运使张映玑庇商不准核减（盐价）”罪名将盐商和盐运使上告。
状纸递上去以后，中间判决的详细过程，就没有必要详述了。反正，最后的结果是，一群官员的乌纱帽被摘，又或者是被降级。这区区的二文钱盐价。竟然使所有的两淮盐商都受到罚银的处罚，涉及本案发生地的两个县令、盐运使张映玑、盐政延丰等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更令人称奇的是此案的原告张江梅，更是受到杖一百徒三年的处罚，此案的审判官那延成最终的下场也不太好。唯一的赢家是嘉庆皇帝，收到了罚缴银一百万两。
糊涂僧断葫芦案，本来就是没有什么道理的。但是，毫无疑问，这一案件中最冤屈的是盐商，他们明明是想降价销售，最后却因莫须有的“浮价病民”罪名，被嘉庆皇帝罚了个倾家荡产。他们都觉得自己非常的委屈，我这么做，明明是为了维护官盐的市场，怎么就遭受到这么凶残的惩罚呢？事实上，有些聪明的看官，看到这里，已经有所感悟。嘉庆皇帝看似公正的判罚，其真实的目的，是为了杀一儆百，杜绝盐商们降价销售的可能。徽商们想不通，只有一肚子的委屈了。
最终的结果，此案过后，盐的价格依然是不断上涨，百姓为了生活的必需品而遭受越来越重的盘剥。而经过此次打击的徽州盐商，再也不敢为盐价出头了，徽州盐商在盐业经营上彻底失去了定价权，而沦为了满清统治者搜刮天下财富的工具。这起案件明白地显现了徽州盐商富可敌国的表面下，隐藏的是依附强权、任人摆布的屈辱。徽商经营以盐业为重。盐这种商品，本身并不具备多大的价值，看看中国那漫长的海岸线就知道，有海的地方，就能开辟盐场晒盐。
但是盐又是一种人离不开的特殊商品。因而，它就自然而然成了生产力低下的封建社会最好的税赋载体，于是从汉朝开始，盐就一直由官府特许经营。以盐业为重的徽商在一开始走的就不是一条畸形发展的道路，而是扮演着依附于官僚系统的，亦商亦官的官府代言人的角色。依附于官僚体系的徽州盐商经营盐业，获利空间丰厚。盐业经营都是世袭垄断的，也就是盐业的特许经营权可以父传子，子传孙，在获利丰厚的前提下，随着人口的增加，食盐消费量的增长，徽州盐商家族财富积累之快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像鲍志道、江春这些盐业总商，家族财富换算成现代货币要以亿为单位计数，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用“富可敌国”来形容他们的富有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徽州盐商又通过和满清政府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能获得国库的信贷作为启动资本，几乎可以做到一本万利，甚至无本万利。当时徽州盐商的大本营扬州，只能用穷奢极欲来形容，那些富商巨贾们最大的烦恼，就是怎样把如潮似浪一样涌来的银子花掉。徽州盐商们却不知道，他们的穷奢极欲已然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为了维持住地位和财富，徽州盐商们于盐业经营之外的头等大事，就是打点自己身后的靠山，也就是满清统治者。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加大输捐纳贡的力度，仍然不能让满清统治者满足。
随着满清特权阶层的人数呈几何级数增长，远远快过了盐商财富积累的速度，旗人对盐商们的敲诈勒索越来越厉害。到清朝后期，鞑子的本来面目，已经表现的淋漓尽致，连最后的一块遮羞布，都毫不犹豫的扯掉了。嘉庆年间，以徽州盐商居主导地位的两淮盐场，苛捐杂税达到九十二种之多。据嘉庆《两淮盐法志》统计，从康熙十年到嘉庆九年的一百余多年中。两淮盐商前后所捐输的财物共有：白银四千余万两。米两万余石。谷三十三万石。商人每次捐输，多则数百万两，少则数十万两，其余寻常捐输则难以枚举。
两淮盐商中，徽州盐商占据优势，因此，捐输的负担大多落在了徽商头上。曾任两淮总商之一的歙县大盐商江春，每遇捐输。“百万之费，指顾立办”，最终还是落了个破产的结局。嘉庆九年，由于镇压白莲教起义，财政发生困难，清政府为了应付此种局面，开始疯狂地上涨盐价，这无吝于杀鸡取卵、饮鸩止渴。盐价越高，盐的销量便越少，税源就越枯竭。因为官盐的价格越高。走私盐的利润就越大，私盐贩子就越多。人们购买官盐的数量就越少。
为了转嫁税源枯竭造成的财政困难，清政府规定，盐商在拿到盐的销售许可之前，必须先行缴纳相应税赋。在盐业利润大、销售速度快的背景下，对于徽州盐商来说并不是一个问题。但在盐业利润被苛税重赋和名目繁多的敲诈勒索摊得很薄，且私盐泛滥的情况下，就成了要命的问题。比如长芦盐场，行盐区域在黄泛区，今天的皖鲁豫交界之处，历史上就是四战之地，黄河又经常改道，自然灾害严重，民风彪悍。此处私盐最为猖獗，私盐贩子有强大的武装，组织严密，甚至敢于和官府正面对抗，面对这种武装私盐，盐商们别说获取利润，就是连保本也几乎是不可能。
往往是今年好不容易卖出去的盐往往是五、六年前积压下来的，可是五、六年前的本钱还没完全收回，新盐又压下来了，随新盐而来的，是更加沉重的税赋。盐业经营的进入是垄断的，相应的退出也是垄断的。这意味着，世袭而来的特权变成义务的时候，即使赔本，也只能硬着头皮赔，不然就是犯上欺君。在这样走投无路的境遇下，很多徽州盐商纷纷想尽办法，以生病，回家尽孝为托辞逃避，更有甚者，竟然选择了一逃了之，一夜之间，人去楼空，不知所踪。
面对这种局面，精明练达的徽州盐商认准了只有降价才是挽救盐业的唯一出路，但是甫一尝试，便遭巨大打击。满清政府的权威是不容置疑的，降低盐价在满清政府看来，就是对皇权的挑衅，而这比什么都更加不能容忍。徽州盐商终于走到了穷途末路：盐价越高，销量越少，税源越枯竭，清政府为了保证税收，只能进一步提高盐价，于是，又开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
在此种环境下，徽州盐商的最好下场，就是能够从盐业经营中全身而退。譬如棠樾鲍氏家族的鲍启运，在承接哥哥鲍志道的总商地位之后，被佥派办理淮北盐运，当时淮北官盐“疲滞已久”，滞销则无从言利，而课税照旧很高，致使不少盐灶已关闭歇业。为了应付官府的课税，少数幸存的盐场只得高价卖盐，这对从事盐运的盐商来说，当然无利可图，而且运盐途中，如遇风险沉船，损失均由盐商自认。鲍启运深谙此道，哪能睁眼做亏本的买卖？
因此“称病告退”，宁肯背上“抗佥误课”的大罪，也不能将家业败落在自己的手上，所幸的是，他得到了嘉庆皇帝的特赦，“抗佥误课”的大罪，仅以罚五万两银子了事。收回了资本的鲍启远，从此再无经商业盐的念头，回到祖居地，广购良田，大兴土木。今天我们看到的棠樾牌坊群，就是在他的手上建造修葺的。
这一宏大的建筑群，证明着徽州盐商曾经的辉煌，也蕴含着徽州盐商必然衰落的无奈宿命。耿精忠通过这个案例，要强调的，重点是两个：第一个，在他的治下，不会好像以前的任何一个王朝，依靠食盐来提供国家财政收入。第二个，任何一个商人，又或者是家族，都不要希望从食盐上赚取巨额利润，你们还是做点其他事才是王道。
他告诉众人在福建地区，商人们早已不似他们这些盐商一样，只是依靠特权来赚钱。福建的商人，现在有很多都是白手起家，通过自己的本事，通过自己的眼光，通过勤劳致富，诚实经营来发家。
“凡是属于民生的必需品，国家都会实行专营，不会转到任何人的手上。专营的价格，肯定不会高，在扣除了各项的费用以后，利润应该是很稀薄的。所以，大家不要指望，在食盐的经营权上，我会开什么口子。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们，也不要指望日后开什么口子。哪怕是我死了，我也会留下严令，不允许食盐涨价，更不会允许食盐转手给私人经营的。大家想要赚钱，还是想别的法子吧。”(未完待续。。)